总法嘉谈｜卡尼曼新书《噪声》——如何卫生地做决策

周伯通法嘉LAWPLUS 2022-04-11

来源：公众号“坚持装深刻”

最近读了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新书《噪声：人类判断力的一个缺陷》。他的上一本著作《思考，快与慢》被广为流传，我们熟悉的系统一和系统二的说法就源自那本书。

中英文版《噪声》

87岁的老卡写起东西来绝不拿腔拿调，书里面没啥公式——我很怀疑作为诺奖得主的老卡数学并不好，因为他其实是个心理学家。全文沿袭《思考，快与慢》的写作风格，多讲故事，少讲理论，但串在一起又形成不少洞见。以下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读这书收获的一些洞见。

做决策走流程

他最大的洞见是我们做决策判断要尽可能降低噪声，实际上我理解就是减少决策的随意性，凡事都有个郑重其事的态度。那具体怎样降低噪声呢？卡尼曼提出一套方法和套路，达到决策卫生（Decision Hygiene）的程度。

决策卫生这个词用得很妙，医生做手术失败总是难免，但是你遵守了决策卫生的程序，就像外科大夫穿上手术衣、充分对手进行消毒、按照规程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单是洗手这一项，就可以降低几个数量级的感染风险。

再举一个医生的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做决策走流程。20世纪50年代，纽约的医生根据统计数据发现，一百多年来，产科病房新生儿致死率一点都没有下降，这简直就是医学的耻辱。

于是，麻醉学家阿普加设计了一个判断新生儿是否健康的模型——阿普加评分。一般是在出生后立即、及5分钟后进行两次测评，用双眼目测就行。他一共考虑了肤色、心率、表情反应、肌肉张力、呼吸五个指标，通过逐一打分和简单相加的最后总分帮助接生护士判断新生儿的健康度。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评分表将新生儿致死率彻底降了下来，现在已变成普遍采用的方式，在医院出生的每个新生儿都接受这套标准打分，阿普加因此被尊称为“新生儿的圣母”。

阿普加评分法遵循了一个决策的规律：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简单的事情流程化；流程化事情定量化。为什么会起作用？因为在新生儿出生的那一刻，对新生儿的健康评定会有很多噪声因素，比如护士是否足够有经验，当时场景是不是一阵慌乱，甚至这位护士有没有和家人吵架，是否心情平稳，能够做理性判断。而对于每一个指标的评判则客观地多。

阿普加评分法还暗合了卡尼曼对做决策的另一条规律：把判断分成几个独立的任务。具体说来，卡尼曼建议人们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将问题再一次分解为几个小任务，并对每个方面和特征进行独立评估，直到每一项评估完成前，不要进行全局判断。

决策面对的是未知不可能每次都对，但如果掌握并运用决策套路，则可以减少直觉的噪声对决策的影响。结论就是，靠人的主观判断明显不如几个简单指标、几条简单规则走标准化判断流程，而复杂的规则和流程往往并不比简单的好多少。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简单的规则和流程，决策的质量会大幅度提高。

信专家的还是信公式的？卡尼曼的话说就是“你几乎不可能制造一个比专家表现更差的模型。”

如何科学地决策

那怎样做重要决策呢？卡尼曼的一个建议是，每个决策团队都专门安排一个观察员，让他观察团队的决策过程，对照着一个《常见偏差检查表》看看是否有人正在犯偏差错误。

脑补一个画面，在一家公司的董事会上，董事长开口说：“得益于我们团队的努力，去年我们的销售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这时候，观察员开口了：“董事长，去年我们的销售业绩的增长并没有超过我们所在的细分市场的整体增长，历史好成绩只是个假象，我们应该看看自己哪里犯了错。”

董事长白了观察员一眼，继续说：“我们已经投入了数亿元研发的新型环保的绿色帽子，虽然暂时还没有被市场接受，只要我们加大市场投入，一定会一炮打响，走绿全国。”这时候，观察员掏出了黄牌：“董事长，之前的投入都是沉没成本，您可能犯了损失厌恶的偏差。另外，根据市场调研数据，在中国市场哪家都卖不掉绿色帽子，您为何能有自信能卖得好呢？”

董事长显然生气了，说：“我不说了，关于要不要继续加大市场投入，请大家发言。”观察员掏出了红牌：“董事长，您的意见已经发表，再让大家一一表态，给大家设定了锚。科学的决策流程是，由市场部门给出充分的数据和信息，按照我下面的这个公式，由各位董事各自独立打分。打分的结果，我们再充分讨论。最后背对背的方式投票决定是否要加大投入还是止损。”

当然，以上的情形是我杜撰出来的。但按照卡尼曼的观点，科学的决策就要这种不近人情的严格态度，把噪音降到最小。那是不是都可以靠AI算法决策了？你别说还真有这样的尝试。香港DKL风投公司请人开发了一个叫瓦投的人工智能AI董事，为董事会成员提供大数据，其他成员会根据它的预判再做判断且它也有投票权。

虽说这种反人性的决策方式很难被大多数公司接受，但我觉得未来敢于使用这种科学方式辅助决策的公司会逐渐获得竞争优势。目前阶段，人的直觉和判断不可能被取代，面对未知领域，管理者的经验判断可以帮助团队迅速达成共识。但，这也都需要基于科学决策的流程和方法上。未来的子孙看我们现在人做重大决策一定很诧异，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一拍脑袋就定了？

规则和原则

凡事靠规则行事，现实复杂多变，刚性的规则很难穷尽所有可能，还必须给人在具体情形下做出自由裁量的判断，在规则不能穷尽的地方，卡尼曼引入了原则（standards）。

以法律规则为例：法律条文是规则的总和，但学法律首先学法理，法理学上来就讲法律原则和价值取向。

拿我们认为规则最清晰的刑法来举个例子，可以说刑法分则中90%以上的条款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了模糊性语言。据统计，在刑法条文中“或者其他”和“以及其他”共出现353次。比如强奸罪里包括：“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啥叫“其他手段？”司法解释告诉我们，用酒灌醉或者药物麻醉的方法；利用妇女熟睡之机；冒充妇女的丈夫的；利用妇女患重病的；造成或利用妇女处于孤立无援的；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的......不是立法者想象力不够丰富，而是犯罪分子太狡猾。

用酒灌醉一定违背意志？时下很火的阿里女员工喝了酒了，而且是和上级和客户一起喝的，这个算不算其他手段的胁迫？这让我想起了美国大法官波特·斯图的一席话：“我可能没办法就什么是’淫秽’给出个具体的定义，但我看到它，就能认出它。”

越是层级高的法律，规则越模糊。这里主要有两重考虑，一是立法者用模糊语言制定了原则，然后把解释权授予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让这些机关根据实践出台细则和司法解释；即使是这样，现实也无法被所有的细则和解释所涵盖，制定了原则，也便于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具体案件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便于法律可以保鲜，而不是随着社会变迁频繁修改。

当年学法律的时候，我一度很诧异英美法系可以在没有法条的情况下运行良好，探其究竟实际上就是通过习惯和判例制定不成文的普通法规则，而以“正义、良心和公正”为原则的衡平法，通过法官自由心证注入个案的灵活性。

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本身，在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规则合同里也大量存在规则之外的原则。法律人经常被嘲笑的术语“合理努力”“最大努力”“包括但不限于”等等，都是保留模糊性。

所以，领导说话都很笼统，什么既要、又要、还要，那是给具体干活的留有空间；大企业管理除了靠内控制度，还必须靠愿景使命价值观来做补充。

规则由人制定，但简单执行规则的活逐渐可以被机器所取代。人的作用就是在那些规则不清晰地带根据原则做经验判断。那如何掌握原则和规则之间的界限呢？

卡尼曼的洞见在于，你的判断力有多好，以至于我们有多信任你，你就有多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在规则模糊地带根据原则行事。如果你的判断力强，你就配得上拥有原则；如果你的判断力弱，你就只能拥有规则。

其实也不是什么洞见，就是我们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有规则的地方按规则行事，凡没有规则或者规则模糊的地方，信任有能力的人按原则办。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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